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，六百多位开国元勋齐聚，人群中站着一个光头僧人。他叫巨赞，是唯一登上城楼的出家人。
1949年10月1日，北京的风里透着一股新生的凛冽。天安门城楼上，一片深色的海洋——那是六百多位开国元勋身上的国防绿军装和中山装。
但在这一片庄严的深色调中，竟然突兀地跳出了一个灰色的像素点。那是一位身披灰色僧袍、双手合十的出家人。
在这场彻底唯物主义、宣扬无神论的建国大典上，这个“唯心主义”的身影显得格格不入，却又不可或缺。他是巨赞法师。
数据有时候比语言更令人咋舌：600比1。六百多位靠“枪杆子”打天下的狠人里，只有他是靠“木鱼”站在这里的。
在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核心圈，为什么会给一个敲木鱼的和尚留有一席之地？答案不在他手中的佛珠里，而在那件曾经沾满硝烟甚至血腥的袈裟上。
要把时间轴拨回抗战初期，那时候的他还叫潘楚桐，甚至还带着一点知识分子的天真。早在1930年，他因率师罢课而遭通缉，陷入绝境。为避灾祸，他无奈于杭州灵隐寺削发，从此遁入空门，与青灯古佛相伴。
展开剩余73%起初，他或许真的只想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和尚。真正将他从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虚幻之境中猛力唤醒的，并非别的，正是军统特务沈醉扬起的那两记巴掌。
那时候巨赞刚被从牢里放出来，罪名是有些荒诞的“消极抗日”——其实就是骂国民党不作为。那两记清脆的耳光，不仅打在了他的脸上，更像是一种物理层面的暴力启蒙。
他突然明白了，在这个刺刀见红的年代，阿弥陀佛挡不住日本人的三八大盖。要想救人，先得学会杀人。于是，画风突变。
1944年的广西瑶山，暴雨如注。这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真实的修罗场。巨赞脱掉了碍事的袈裟，换上了便装，身边是瑶王李荣保和一群扛着土炮的民兵。
随着一声令下，滚石和土炮齐发，一支狂妄的日军小队就在这山谷里彻底蒸发了。在桂林保卫战的记录里，甚至留下了他持刀肉搏、带头冲锋的战报。
杀生算不算破戒？这成了当时困扰很多僧人的心结。这时候，周恩来送来的那八个字，简直就是一张最高层级的“政治通行证”和“教理豁免权”。
“上马杀贼，下马学佛”。这八个字太重了，它直接把“杀生”重新定义为了“除魔”。它告诉巨赞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，拿枪就是最大的慈悲。
既然杀过人、流过血，革命胜利了，是不是该归队了？1949年前后，他的老朋友田汉和徐特立都苦口婆心地劝他：“仗打完了，别当和尚了，还俗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吧。”
这听起来是条康庄大道。但巨赞拒绝得干脆利落，还回了一句诗：“脱俗方为中道行”。这不仅仅是信仰的坚守，更是一种极高维度的政治智慧。
他看得很透：新政权缺一个叫潘楚桐的干部吗？完全不缺。但新政权太需要一个身披袈裟、却紧跟红旗的巨赞法师了。
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宗教领袖，对于统战工作、对于稳定刚刚解放的社会人心，那个价值是十个行政干部都换不来的。这是一种只有局中人才能意会的政治默契。
既然留在了佛门，怎么在新社会活下去？1950年的北京，巨赞又干了一件让传统佛教界目瞪口呆的事。他把寺庙变成了车间，创办了“大雄麻袋厂”。
那个画面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：原本应该敲木鱼、翻经书的手，现在正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。僧尼们满头大汗地生产麻袋，换取口粮。
这就是巨赞的“新佛教”生存法则：去寄生化。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，在公有制社会里，宗教不能再靠布施活着，必须获得一张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的“执照”。
这种清醒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哪怕后来在文革中蒙冤入狱整整七年，出来时满头白发，他也从未后悔。
直到1984年圆寂，这位通晓英、日、德、俄、梵、法六种语言的学者僧人，完成了那个时代最艰难的闭环。
从怒目金刚到缝纫机旁的工人，从灰色像素到红色盟友，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：在那个大时代，只有把命运和国家绑在一起，信仰才有了重量。
《电影〈狮子吼之巨赞法师〉在桂平开拍》·广西政协网·2016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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